例如，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加强收支计划管理，提高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对于作为个体的公民破坏党的领导的行为，是通过规定颠覆国家政权等相关犯罪的刑法以及有关行政法律来追究法律责任的。因此，那种认为从叙述历史事实中把‘四个坚持自然地表达出来，就表明‘四个坚持不是一种主张，而是历史结论[16]的观点是偏颇的。

由于党的领导本身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所以对它的解释必然包括不少政治性内容，但不能因此认为这是一项政治学而非宪法学的研究。在上述基本的领导方式之下，具体的领导活动主要有：提出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它们虽然表述不完全相同，但作为我国国体之核心内容的工人阶级领导一直未变。文章来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事实上，在此之后，彭真还就这个问题多次谈了具体意见，其思想是有变化的。

宪法原则从内容上分为公理性原则和国别性原则两大类，前者即为民主、法治、人权原则，后者主要有联邦制/单一制、分权制衡制/民主集中制、自由法治国/社会法治国等原则。领导权 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领导权思想。在这两种理论中，例外状态的理论都被化约为必要状态(status necessitatis)的理论因此对于后者是否存在的判断便消解了前者是否正当的问题。

第三根本法——资本主义——直接服务于第二根本法——繁荣稳定，与国家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截然对立，但一定程度上可以服务于中国的国家理性——富强，暗合国家宪法内含的改革开放的方针。转引自肖蔚云：《论香港基本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根据效力层级理论，港澳原有法律，与基本法抵触者不得保留。只有这样理解特别二字，才能把港澳基本法的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解释为合宪，也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说港澳基本法是宪法的特别法。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通过动态平衡、世界大平衡的视角来审视基本法关于中央地方关系的非对称宪制安排，有助于充分认识基本法的宪法正当性。

这个假定的意义在于给基本法解释留下尽可能广阔的空间。在一国两制的日常实践层面，这个宪法难题主要表现为如何处理好中央与港澳特区的关系。认为基本法抵触宪法不仅是不合适的，也是无意义的。②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二、港澳基本法的合宪性 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有人指出基本法草案第4条(正式文本第5条)与《宪法》第24条抵触。港澳基本法是实用主义制度观的应用范例。《宪法》31条规定，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三)必要时是例外状态的表述形式 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没有研究者注意到《宪法》31条的必要时这一状语的宪法意义，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港澳统一之时那个事实性的时刻，因为他们没有将港澳回归与例外状态理论联系起来。

在立法的过程中，立法者必然将其作为宪法问题来对待，而且对于这种打破国之根本的立法，立法辩论更是激烈。国家统一的英文翻译是national unity，指的是全体国民作为一个政治民族的同一性，具有很强的政治伦理色彩，体现了爱国主义的底线。

主权是绝对的，它有权认可，也有权废止港澳原有法律。改革的主体是谁？社会主义的政权。

所谓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如果转化为英美法上的术语，叫做HomeRule，直译为家乡人或本地人统治。为此，我们常常用宪制一词来表述与基本法相关的事务，可宪制无非是宪法制度的简称，其底色还是宪法。如果无视这一决断，只是关注宪法的经济规范，就会发生严重的误判。(一)港澳《基本法》第11条初解 两部基本法都明确地宣示了自身的根本法性质和高级法地位。其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国家宪法整体上对港澳特区具有效力并适用，另一方面许多制度规范不适用于港澳特区。无论从结构还是从内容来看，任何一个宪法学者都会毫不犹豫地将港澳基本法归入宪法范畴。

所谓根本的，在中文的习惯里叫根本原则、规则、法则。在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制定适当政策促进和协调各行业发展、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等规定，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根本宗旨。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内地有关方面就在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的相关问题协商作出适当安排，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行使高度自治权的具体体现。[5]根本的可以释义为固定而不可更改的。

其实，相抵触的例子比比皆是。请注意，基本法的第一根本法在规范形式上是一道禁令。

必须指出，第一根本法并不完全取决于特区宪制法治，在特区宪制法治无力保障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动用紧急权力悬置特区法律。决定第一段属于必要性论证，用法律语言来说，即论述目的正当性、手段合目的性。中国非常幸运，改革开放与一国两制几乎具有共时性，两个过程相互推进，形成了良性互动。然则，两部基本法究竟包含哪些根本法呢？这些根本法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201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的决定在论证一地两检的合法性时，特别指出：在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根本宗旨。

两部基本法实质上就是港澳高度自治法，是关于高度自治权如何配置的法。六大根本法各自具有独立的价值，但相互之间绝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穷尽基本法的原则既维护了基本法的权威，也无损于宪法的至上性。很多人可能有一个误解，由于港澳经济自治权非常完整，以为一国的概念只是个政治概念，丝毫不具有经济内涵。

为什么呢？因为一国两制学说就是建立在不可能达成制度共识的预见基础上的，就是要在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之下为局部地区另辟一套不同的地方宪制。这一条根本法约束中央人民政府，也约束特区政府，要求特区政府积极有为，通过发展来解决社会矛盾。

于是，一个看起来更加真实的问题被提出来了：究竟宪法的哪些条文可以在港澳适用，哪些不能在港澳适用？[28]这个问题首先是立法者应该考虑和处理的，随着两个联合声明的公布和两部基本法的公布，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水落石出了，但在基本法的实施过程中时不时地又被翻炒。第二，届时制宪权主体不重新制宪，也不修改宪法，而授权作为日常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以法律规定。[11]这里先解决第31条是否抵触宪法其他规范这一前提性问题，而后在第五部分再回答宪法在港澳是否适用的问题。本文不准备回答下述诸问题，只是想通过提问来展示基本法自足性命题在实施机制和实施技术方面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大自我授权(没有授权的形式，而是当然认为有权)设立特别行政区，制定港澳基本法，在形式上，两部法律都属于普通立法，也无需写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赘语。

这种严重不对称的授权自治，[21]正当性何在？ 首先，港澳基本法维持了国家认同的底线。第二自然段论述一地两检措施的合宪性与合法性。

④第5条规定，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两个立法宗旨，分别构成第一根本法和第二根本法。